他用死诠释了湖南人血脉中的血性！娄底人罗辀重——教育之神

　　罗辀重(1889-1950)，字春驭，湘乡县胜岩乡白鹭湾(今娄底市娄星区西阳乡白鹭村)人。自幼随父在江苏就读于新式学校。1912年继承祖业担任陶龛学校校长，1915年自费赴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与胡适、陶行知等同为杜威的学生。

　　1920年学成回国，致力于乡村教育，倾家兴学，发展陶龛学校。他在办学过程中，提倡“素养教育”，以“革命必先革心，救国必先救人”为宗旨，以“血性”二字为校训，大胆实施教学改革，在国内外享有“北晓庄，南陶龛”的盛誉。1938年陶龛学校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赠的“教泽世延”巨匾。

　　抗战爆发后，他积极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并亲送子女和学生从军抗日。解放战争中，他又积极支持人民革命事业。1949年秋，因掩护中共党员险遭白崇禧毒手。1950年清明，因遭诬陷投水自尽。现娄底市建有罗辀重纪念馆和罗辀重教育思想研究会，辑有《罗辀重遗著选编》。

　　20世纪前期，中国教育群星璀灿，教育改革实践特别活跃，涌现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梁漱溟的“平民教育”、晏阳初的“乡村教育”、雷沛鸿的“国民教育”等多种教育改革流派。但50年代后，只有陶行知等少数几人为世人熟知，而一位成功实施“素养教育”的基础教育改革家，至今却鲜为人知，连本地“后生小子”都“不能举其名姓”。他，就是有“教育之神”誉称的罗辀重。

　　家世与青少年时代

　　罗辀重，名春驭，清光绪十六年七月初十(1889年8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胜岩乡白鹭湾(今娄底市娄星区西阳乡白鹭村)。祖居湘乡壶天，世代书香门第。

　　罗辀重的祖父罗信南(1812～1871)，字云浦，有兄弟四人。咸丰初年，他随曾国藩、罗泽南等办湘军，曾与三弟信东一起转战江西。咸丰三年，信东阵亡，他便告归奉母，并与二弟信西、四弟信北一起，陪伴老母迁居涟水之滨的白道庵。他在白道庵，以教私塾为生，清贫自洁。他羡慕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的为人，酷爱陶诗，每次读毕陶诗，必恭敬地将诗集置于自家神龛之上，故晚年自号“陶龛居士”。曾国藩曾多次延请他为幕宾，他均予以拒绝。他见居处附近河中有一小洲，将涟水一分为二，便根据前人诗句“二水中分白鹭洲”，将居地一带取名为“白鹭湾”，并赋有“白鹭诗”。他写道：“白鹭湾头白鹭飞，一溪清水照毛衣。自吾与子交如水，寂寞溪堂甘息机。”

　　罗信南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罗长祎，二儿子罗长裿(1865～1911)，号申田，即罗辀重之父(其传略见《历代名人与娄底(政治人物卷)》)。他29岁进士及第，点翰林，擢编修，旋为江南候补道，先后主持江苏仕进馆、政治学堂和江南将弁学堂、陆军学堂。

　　罗辀重的童年是随父亲在江苏南京度过的。当时新学伊始，罗长裿在南京积极推行军事新教育，罗辀重从小就受到父亲这种效法西方、立志创造的思想影响。罗长裿宦游巴蜀开始军旅生活后，罗辀重则回到家乡读书学习。当时，他的叔祖、伯父和堂兄弟们编订的《陶龛语录》和《陶龛诗钞》刚刚问世。这两份传家之宝，成了他学习古文、继承古训的教科书，书中有关“爱国”、“为民”、“俭朴”等教导，给了他良好的熏陶。罗裿也常常现身说法，给儿子以“爱国”“节俭”等传统美德的教育。

　　有一次，罗辀重要父亲给他在西北买一件狐皮大衣，罗长椅没有买，而是赋诗一首：《止春驭制狐裘氅》。罗长裿奉命出使印度期间，所见所闻，颇多感慨。他在1910年8月的家书中说：“今人动说外洋之好处，我到此始知寄人篱下。处处可以受侮、受害。我国人若不再坚其爱国之心，以图自强，恐将来求如印度、犹太人而不得耶。”这些话，深深地印在罗辀重的心坎上。

　　1911年，罗长裿升任驻藏左参赞后，将纵兵抢劫的钟颖撤职。不久，武昌起义成功，钟颖旧部趁机哗变，又大肆抢劫。罗长裿召集各军官佐会议，维持藏局，并集兵演说，力言番地不可轻易撤防，吾军唯有力保领土，维持治安，效死勿去，声泪俱下，兵心感动。但钟颖买通奸细，将罗勒杀于德摩喇嘛寺。

　　罗辀重闻父噩耗，只身去西藏，搜集先父遗著遗物。此次行程来回数千里，他与各民族、各阶层人士有了广泛的接触，对国家对社会的命运和前途以及人民的痛苦，均有了较深的了解，救国救民之志已牢牢地扎根在这位已过弱冠之年的青年心中。

　　为父申冤与出国求学

　　罗辀重的祖父罗信南(陶龛居士)在生之时，常欲设校施教而无力，并有“养浆处邻里、仁粟缺本支”之叹。其子罗长裿做官后，在江苏深得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器重，被委办各种重要差事，每年薪俸所余颇多。他不以财自私，而继承先志，于1901年将历年所积蓄的俸钱，置田租500硕，全部做为故乡地方公益事业的基金，创办了三种义举，即义租、义渡、义学。其中义学田租240硕，为纪念先人，取校名为“陶龛”。

　　陶龛义学于1906年改名为“陶龛两等小学堂”，先后由罗辀重的亲房罗芳青、罗仲渊、罗穆青主持，任堂长。1912年，罗辀重由西北归乡，接办学事，并改“学堂”“学校”，任校长。

　　此时，罗辀重的心思还主要放在为父申冤复仇上。他曾一度拜师学武，打算日后手刃杀父仇人，乡间至今流传着他手握牛角能使牛不能前进半步的故事。在处理校务之余，他还整理了先父的遗稿、遗闻，名之日《泣血辑存》，由京华书局印出。他在《泣血辑存系述》中写道：“西藏为中华西缴之屏藩，有存亡与共之关系，时人论之详矣!今者，藏番如负嵎之虎，屡次宣告独立，举七百四十万方里之面积，已无一汉人踪迹。外族包藏祸心，坐收渔人之利……异日编亡藏史者，追溯当时所以乱藏之由，驭知必有旷百世而相感者矣。”《泣血辑存》保存了珍贵的藏务历史资料，反映了罗氏父子卓越的“藏务之政见”：应“极意羁系藏民戢其外向之心”，“不可动辄以武力相加”。

　　1914年春，罗辀重编就《泣血辑存》，正值堂兄罗季则留日归来。他把陶龛校务交给堂兄，自己一心一意筹划为父申冤复仇。他咬指血书，详呈原委，赴京向民国政府控告钟颖。1915年3月19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终于申令：“按新刑律第3ll条规定，将钟颖处以死刑。罗长裿死事惨烈，着交陆军部从优议恤，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以彰公道而慰幽魂。”

　　罗辀重在京城告状期间，目睹了袁世凯投靠帝国主义企图复辟帝制的种种事实；耳闻不少革命党执政的省份，竟纷纷致电“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还传闻北洋军阀众官僚觉得“拥戴”之词难以尽意，争相“敦请”袁世凯“早登帝位”。他感到“社会上的人心，实在太侥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君主统治，却没有在人们的心中抹去君主专制的阴影。他认识到：“革命必先革心，救国必先救人。”“教育救国”的思想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他决心学西方，启发民智，救国救民。他得知，美国纽约有所哥伦比亚大学，其师范学院在美国和世界上影响很大。他有意到该校深造后再归国办教育，得到留日归国的亲房罗季则、罗仲渊的支持和鼓励。

　　当时，民国政府对钟颖尚未作最后的宣判。但罗辀重觉得，既然总统已经申令，父仇迟早会报，而出国留学则宜早不宜迟。1915年秋，他急急返回湘中，安排家事，打点行装。出国之前，他要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为父亲营造衣冠冢。他的父亲在西藏遇害后，炮兵队长周逊背负其尸骨由青海逃归，结果也客死道中，两人尸骨均不知落于何处。罗辀重只身入藏，仅收得其父少量遗著遗物，空柩而归。他将父亲的“衣冠冢”置于梅紫山祖坟。当时宿儒王哲初为之撰联：“南疆复汉，西域犹奴，虎橐恨难归，日暮乡关何处是；文章著棺，衣冠表墓，马革尸莫裹，古来征战几人回。”

　　1915年冬，罗辀重只身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他先后与胡适、陶行知同学，同为杜威的学生。据陶龛老校友回忆，罗辀重学成归国后，曾带回过胡适题名的赠书。由于去时准备的经费不多，很长时间，罗辀重在“哥大”都要靠到餐馆洗盘子，到外面做杂工维持生计，坚持学习。

一生一世不做官全心全意办陶龛

　　1920年，罗辀重留美学成回国。那时，中国大学生不多，留学生更少，他要谋个官职或选择一个条件好的城市执教大、中学校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他一回到北京就表示要致力平民教育。有人推荐他当教育厅长和国会议员，均被他直言谢绝。他在北京毫不停留，直奔湖南家乡——湘中一个偏僻山村，再度主持陶龛学校，一干就是三十年，直到离开人世。曾经应聘到陶龛学校任教师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品珍写过一篇《罗辀重论》。他写道：“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却作笨牛式的努力，干着乡村教育，不慕荣利，不单在现在的湘乡没有，即在历史上的湘乡也没有过这么的人。如果是别人，自己是留学生，是贵族的苗裔，是乡村的绅士．和党国某些要人又有过同学关系，休说是办乡村教育的事不肯干，即县长之类的小官，也恐怕不会就的。”曾经与罗辀重讨论过师范教育的王奠球先生说：罗辀重是“全心全意办陶龛，一生一世不做官”

　　如果说，1920年以前，陶龛学校仅是罗氏家庭的一项办学义举的话，那么，1920年罗辀重第二次接办陶龛学校后，该校就不光是办学义举，更重要的是成为了中国农村少有的改革乡村教育改变乡村面貌的实验学校。

　　从1920年开始，数十年如一日，他以陶龛学校为基地
实验乡村基础教育的综合改革，把自己的家产全部变成了校产，连留美带回的照相机和几百张风光画片也献出做为办学之用。他立足当时，面向未来，实施“群、德、体、智、美”五育并重的“素养教育”。到1949年，他在一个局部范围内成功实现了所有的儿童都能受到教育，并得到全面发展的近现代“教育的革命”，被人誉为“教育之神”。

　　陶龛学校是罗辀重实践“素养教育”思想的典范。在他的主持下，该校有着“画的环境”，师生们过着“诗的生活”。1933年冬，国民政府教育部视察员吴研因视察湖南教育后说：“中国的乡村小学，只有陶龛小学很有些特点。”陶龛学校具有的五大特点，不仅当时为其独有，而且至今犹觉新鲜。

　　一是“救中国良药”的“血性”校训。血性的核心内涵就是“诚信与职责”，这是罗辀重“唯一教人教己的方针”。他于1922年将“血性”定为陶龛校训，此后数十年中，陶龛学校之教育精神无处不表现为“血性”，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血性”学子。全国第七届人大代表、以“血性律师”的誉称闻名海内外的王工，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正如王工所说：“如果梁启超是血性启蒙宣传家，那么罗辀重当之无愧是血性启蒙的实践家和教育家。”

　　二是“合于古，宜于今”的“旬日教学制”。每月逢一为旬之开始日，其早晨举行纪念旬会；逢十为休息日；逢三、八日作文；逢有三十一日为特别日，举行一切全校之活动集会，如大扫除、比赛、会试、娱乐、远足等；每学期以办足十五旬为原则。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督学周邦道视察陶龛学校，说：“辀重先生有特殊的眼光”，敢用“旬制”，“节省时间，计算便利”。

　　三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结合”的“学校家庭化”。陶龛学校师生均住校，学校以“为父母服务”为天职，凡父母应做的，学校“尽可能一一做到”，教师既负“教育”之责，且兼“管训”之责，“师生大有父兄子弟之概”，素被人誉为“全体师生的家庭”。寒、暑假，学生回家则把在学校“所学的，向比学校广大千万倍的社会中，各个地去实地试做一下看”，形成为“家庭学校化”。

　　四是“愉快教学，教学愉快”的“无分数教学”。陶龛学校于20世纪30年代正式实施“无分数教学”，直到50年代罗辀重逝世为止。该校对学生的考试、考核形式，有开卷、闭卷和实践操作等。考试、考核成绩一般不打分，教师阅卷、评议，只肯定正确，指出错误，指明努力方向。每期末，学校向家长通报学生在校求学情况也没有分数，30年代按“性行”、“学业”、“身体”三大方面报告；40年代则按“群育”、“德育”、“体育”、“智育”、“美育”五大方面几十个项目报告。在陶龛学校，师生们一天到晚都“像很忙而实闲，又像很闲而实忙”，他们玩是教学，教学也是玩，从未有过沉重负担的感觉。1935年，湖南湘乡县督学宁纯宦在其视察意见中说：“县中各完全小学多用力于高小部，求毕业会考之优胜，该校(陶龛)则平均发展，只求实效，无与人争胜之心。”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在县级历年会考中，陶龛学生的计分成绩总是名列全县前茅。

　　五是“解放儿童，尊重儿童，信任儿童，服务儿童”的“学生自治”。陶龛学校的教学观念不是“以教师为中心”，而是“以儿童为中心”，主张学校“为儿童所有，为儿童所治，为儿童所享”的“三儿主义”，从小就让孩子们学习民主地自己管理自己。1989年，有位陶龛校友在“回忆录”中写道：“1943年5月，我刚上三年级，只有8岁，竟由班上选拔到全校旬会上当小主席……后来进了中学、中专，参加抗美援朝街头演讲，逢有怯场时，我就会想起8岁当小主席的事，胆怯的心情便一扫而光。”

　　罗辀重在陶龛学校的“素养教育”实践，坚持了整整30年，取得了非常的成功。从20年代开始，陶龛学校所覆盖的区域内，凡儿童“只要已达入学年龄”，“不管智贤愚不肖”，也无论家庭富裕还是贫困，都“无须经过什么入学检验”，均可上学；富裕家庭的学生交纳“特别学费”；贫困家庭的学生，或免费入学，或以物抵费，或勤工俭学。同时，学校添设补习班，开办夜校，并创办半日制的求实通俗学校，救济年长失学者。到30年代，学校所在周围村庄的学龄儿童没有不入学的，年长失学者没有不复读的；“外省县子弟，亦多响往就学”，连当时的印度国际大学国学院院长谭云山(湖南茶陵人)及夫人陈乃蔚，也一致认定罗辀重教育有方，把自己的两个孩子不带出国，而留在陶龛求学；到40年代，这里不仅没有了老文盲，也没有新文盲的产生。更为重要的是，罗辀重普及的是一种“素养教育”，在一个局部范围内，既解决了“无教”的问题，又解决了“误教”的问题。“陶龛学风蔚变”，“影响所及，乡邑风俗”也“为之转移”。

　　1937年，著名作家张天翼写信给罗辀重，说陶龛学校和晓庄乡师一样，是他所知道的“最好的学校”，于是“北晓庄，南陶龛”的誉称不胫而走。1943年，衡阳李庆元先生写信给《陶龛旬报》，说他“近10年来”对陶龛“非常钦仰”，“认为它是小学教育的唯一灯塔”。同年，在台儿庄战役光荣负伤的抗日荣军王长喜为创办“荣军子女学校”，曾慕名到陶龛。此后，他每到一地都要介绍陶龛学校，说：“余由重庆出发，经大、高、中、小学不下几千校，其中使余感奋不忘者，唯陶龛学校。该校师生爱国热心，教育完善，足列全国之冠。”20世纪末尚在世的熟知陶龛和罗辀重的七八十岁以上的老者，以及当年的陶龛老校友，只要一谈起陶龛，谈起罗辀重，无不津津乐道，无不生出怀念之情。

　　生为教育、死为教育

　　罗辀重一心扑在教育上，但他不是一个不问时政的书呆子，他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很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抗日战争爆发后，罗辀重带头将自己的长女送到了抗日部队，并分批保送20多名男女学生到抗日前线。1944年，他参军入队，抗击日寇。在解放战争中，他在《陶龛旬报》上连续刊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并介绍解放战争的进程。1949年2月，他还将自己的4个子女送进解放军。他因掩护中共地下党员金树功险遭白崇禧毒手。1949年8月，湘中各地相继解放，罗辀重欣喜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并立即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这年底，他编写了近两万言的《冬学课本》，以适应新中国教育向工农开门的需要。1950年春，罗辀重被特邀参加湘乡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不久又出席了益阳地区的一次教育行政会议。他决定迅速将私立陶龛学校移交给人民政府，并决心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把陶龛学校办得更好。不料，当他开会回来时，各种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说他是“大地主”、“伪善人”、“封建卫道士”，并对他进行人身侮辱。这是他昔日受罗氏族规惩处之弟媳周某，趁土改工作组主要负责人不在，伙同村上歹徒在诬陷发难。他们不光把矛头指向罗辀重，而且指向其他老师，指向陶龛学校。罗辀重决心以自己的生命去保全自己的清白，保护同事，挽救学校。4月5日清明的这天凌晨，他毅然投身校园小池自溺。

　　罗辀重死了。他实现了自己“生为教育，死为教育”的誓愿。他留下过一封遗书，说自己择清明而去，为的是表明自己的清白，唤起人民起来拯救陶龛。他还在遗书中叮嘱同事，说河边苦楝树下的跳板坏了，要赶快修好，以免纤夫们过沟不便，或行人不小心遇到危险。当时，看到和听到这份遗嘱的人，无不悲泪盈眶。遗憾的是，这份遗嘱没能保存下来。

　　罗辀重去世的消息传出，长沙、京沪等地陶龛校友惋惜不已。娄底第九区人民政府依控诉将周某绳之以法，并从优安葬罗辀重。陶龛在校师生，外地赶来的校友，以及当地农民、纤夫、船民等自动参加追悼会的达2000余人。当时发大水，渡船不通，不少对岸的人游泳到校参加葬礼。

　　罗辀重在世六十有一，夫人杨氏，名康，南京名门。有子二：光益、光盟；女七：光璎、光珞、光玲、光碌、光美、光玺、光玖。在他手中先后毕业的陶龛学生五、六千人。也许正如世人所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贤惠的女人。罗辀重的背后有两个这样的女人。夫人杨康是个名门千金，其父是个封建官僚。她3岁死了母亲，由姨妈带大。她的姨妈后来又随她一起到罗家，以至老死罗家，终身未嫁。作为封建官僚家的千金，能离开大城市就够不容易了。罗辀重一生一世不做官，全心全意办陶龛，9个子女十几个人的大家庭，全靠夫人杨康及其姨妈支撑。杨康与其姨妈，和罗辀重一样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她们唯一的嗜好是信佛，而佛教提倡的做善事修阴功，正好成了她们全力支持罗辀重的精神支柱。

　　罗辀重去世后，1950年秋，私立陶龛学校由湘乡县人民政府接收，改名为“公立白鹭湾完全小学”。1953年改由涟源县管辖。1961年因修水库而拆迁并人犁头小学，1983年改归娄底市管辖。

　　罗辀重人已去了，陶龛学校也改名了。闻名海内外的盛况消失了，但熟知他的人们始终没有忘记罗辀重，没有忘记陶龛，陶龛的血性精神还留在人世。不少陶龛校友在室内悬挂罗辀重遗像，“朝夕瞻仰，拈香行礼，以表崇敬，藉励志节”。

　　1983年台湾教育部长周邦道在《湖南文献》上发表《近代教育先进罗春驭先生传略》。1985年，娄底市人民政府拨专款在陶龛学校原址上重建陶龛学校，并设立罗辀重纪念馆。1987年罗辀重纪念馆开馆后，国内外陶龛校友、各地来宾前来瞻仰学习者络绎不绝；“罗辀重教育思想研究会”也应运而生，并编著出《罗辀重文集》、《教育之神罗辀重》，1997年又创办了《罗辀重教育思想研究》季刊。1999年罗辀重llO周年纪念暨《罗辀重文集》首发式，开得既简朴，又隆重热烈。2003年。他的事迹与教育改革思想被浓笔重彩载入《湖南教育史》。